
【1982年初冬的一天,聂荣臻对秘书低声说:“沙飞的案子,再查一次吧。”】一句话,气氛骤然凝重。秘书点头离去,脚步匆匆大赢家,仿佛能听见三十二年前的枪声又在医院旧址回荡。对聂来说,那一声枪响一直没有停过。
年代倒回到1950年3月4日。石家庄和平医院的院墙外,春寒料峭,几个人影匆匆而来,沙飞被押解出门。曾经握相机的手,此刻被皮带束缚,他抬头望了一眼灰蒙天色,没有多余的神情。行刑队整队,只需一声令下,一切归于沉寂——这就是众人耳熟能详的结局。

可如果只记得结局,便错过了沙飞绝大多数的光。1912年,他出生在广州近郊一个平平常常的木匠家庭。青年时期在上海全面通讯社当摄影记者,胶片翻飞,旁人只看见闪光,他却在镜头里捕捉街边叫卖、小贩的疲惫、码头货郎的粗砺。鲁迅逝世前大笑的那张照片,就是他按下快门。那年,他二十四岁,意气风发,一张黑白底片赶在风雨前凝固成永恒。
抗战爆发,华北硝烟滚滚。他扛着沉甸甸的莱卡,随八路军115师北上。第一次在五台山根的窑洞里见到聂荣臻,两人几乎同时拿起各自相机,相视一笑。聂后来回忆:“我喜欢拍,可干不过沙飞那股子精气神。”于是一纸任命,沙飞成了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的专职摄影记者,还兼《抗敌报》副社长。那是战火年代里罕见的“破格提拔”。
胶卷里记录着“挂云帆”“塞上风云”“井陉爆破”……照片洗出来立刻贴上墙,战士们围成一圈,有人拍着大腿说:“打仗就得这么干!”不得不说,影像有时候比子弹更能刺穿人心。

1943年秋大赢家,聂从延安返程时特意带回了沙飞离散八年的一双儿女。窑洞里灯芯幽黄,沙飞抱着孩子,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淌,他躲在暗处擦镜头,镜片模糊得不像话。聂拍拍他的肩,只留下四个字:“好好活着。”
然而战争结束,身体崩塌还是悄然到来。长年劳累、疟疾、营养不良,最要命的是心理创伤。对“三光政策”的回忆像一把锈刀磨着神经,他的睡眠被炸响、火光和刺刀割得稀碎。1949年底,他住进石家庄和平医院,诊断是重度神经衰弱伴幻听。一名日籍医生津泽胜承担治疗。沙飞对“日本”二字早已无法分辨侵略者与友人,仇恨和恐惧混为一体。那天凌晨,他突然从病床上坐起,抓起配枪,推开门——房间里响起三声枪响,津泽胜倒在地上。
枪声惊动整个院区。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迅速介入。院方提供的病历只写“神经症状明显”,并未使用“精神病”诊断。彼时新中国刚成立,纪律必须铁面无私,更要顾及国际友人感受。案卷送到北京,聂荣臻签字,军法处判处死刑,理由清晰——蓄意杀人。
几十年后,聂的亲笔批注仍在档案袋里可见:字迹遒劲,却留下一个明显停顿的长划线。“难。”一个字,深浅不一。那一晚他失眠到天亮,清晨下令执行,没再多说一句。

沙飞被埋入石家庄北郊,墓碑只刻番号,不写姓名。更沉重的是,他拍下的数以千计底片被广泛征用,却删去作者署名。胶片无声,影像却日日说话,越来越多同行提出疑问:为什么这么多精品照片“作者不详”?有人向上反映:“沙飞当年可能已经精神失常。”医学专家也递交新证据——按照今天的标准,他的症状符合创伤后应激障碍伴精神失常。
1982年,中央有关部门决定再审。聂已经七十多岁,头发雪白。秘书把材料摊在桌上,他用放大镜一页页看,指尖微颤。他只说了一句话:“如果他真的有病,不能算他错。”随后签字:同意复查。
调查历时四年。医生笔录、战友回忆、当时病历复印件一一汇总,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最终撤销原判,恢复军籍,评价为“革命摄影家,功勋卓著”。1986年6月,这份判决送到聂面前,他长舒了一口气,反复念叨:“好,好。”

2004年11月,石家庄为沙飞立雕像。揭幕那天细雨微凉,聂荣臻已作古,女儿聂力代父出席。人群中有人轻声说:“老人家当年要是知道得更清楚,也许就不会……”话未说完,就被聂力摆手止住。她站在雕像前,凝视那双塑成相机的手,喃喃一句:“爸爸常说,他是一位真正的战士。”
沙飞的故事走到这里,没有完美,只有遗憾和追认。他的镜头依旧停在抗战火线,定格在鲁迅炯炯双目,也停在自己生命的断点上。历史常常这样:写下荣光,又留下缺页;给一枚勋章,也打上一颗惩戒钉。可无论怎样,照片里那个用半生奔跑去记录苦难与希望的年轻人,确实留下了不容抹去的光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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